【回声】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Broadcasted at December 22, 2015 at 11:46AM:

【回声专题】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导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一直因不够民主和透明而饱受诟病，但中文媒体长期报道“美国试图操纵秘书长选举，以维持霸权主义”，确实也是子虚乌有。

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GeneralAssembly)和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主席联名致信所有成员国，正式开始“海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将在2016年12月31日离任。

这将是1996年后，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第二次和美国总统大选“撞车”。不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毫无疑问将经受彻底地监督与考验，总统候选人将被媒体和公众“游街示众”；而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可能就要不那么民主和透明了。

1.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的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以至于第2任秘书长收到上任电报才得知自己当选

每一任联合国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都事关人类未来5-10年的走向，但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从一开始，《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就规定“秘书长应由安理会推荐，并由[联合国]大会任命。”若要被安理会推荐，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至少9票，并且确保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投否决票(Veto)。

在过去8任秘书长的选举（包括谋求连任）中，5个常任理事国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1946年，第1任秘书长、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之所以能够上任，是因为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以及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等候选人接连遭到苏联否决，安理会不得已做出妥协。

可惜第1任联合国秘书长无法阻止冷战蔓延，朝鲜战争一拖再拖，安理会打击北朝鲜的行动又被苏联否决，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无光。1953年，赖伊还没干满第二个任期，就辞掉了这份被他称作“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理由主要是他无法忍受苏联的态度。

在选择继任者时，苏联再次堵住了安理会的大门，包括又一次否决了上文提及的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的提名。常任理事国法国和英国为了能打破僵局，便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包括4个候选人的名单，他们希望苏联至少能中意一个。结果默默无闻的瑞典外交大臣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被苏联人接受，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哈马舍尔德直到安理会电报催他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才知道自己被选上了[秘书长]。”

由于安理会的决定性作用，当安理会15国把最终推荐人摆在联合国大会面前时，人手一票的193个成员国大多还是会乖乖同意接受安理会选出来的候选人（获得半数同意，候选人即成功）。许多NGO批评联合国大会就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的议会”，对联合国大会剩余的178个非安理会成员国来说，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爱签就签，不签滚蛋”。

2.联合国秘书长是安理会妥协的产物，并不是超级大国的“走狗”

但是，安理会至高无上的影响力是《联合国宪章》设计者的初衷。也正是由于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的设计，再加上非常任理事国不可小觑的10票（1965年前为6票，因为只有6国），所以最终推选出的联合国秘书长不会是某一国特定的“傀儡”，而一定是各国妥协的结果。

例如1981年，第4任秘书长、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寻求第3个秘书长任期，但在选举中被中国连投16次否决票；而中国中意的候选人艾哈迈德·萨利姆(Ahmed Salim)则被美国连否15次。安理会无奈之下提出了新候选人、秘鲁外交官佩雷斯·德奎利亚尔(Pérez de Cuéllar)，佩雷斯没有遭到任何否决，顺利被推荐到联合国大会，并当选为第5任秘书长。

另一个典型是1996年的秘书长选举，仅仅干了5年的第6任秘书长、埃及外交官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寻求连任，遭到美国坚决反对，因为加利无法控制联合国飞涨的开支，无法调停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战争，他失败地介入索马里的维和行动，还不情愿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约50万-100万人被杀)做出反应。

随后安理会开始酝酿新人选，陆续收到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和毛里塔尼亚的4位提名候选人。12月初，安理会对4位候选人进行非正式的、不记名的摸底投票(Straw Polls)（这一摸底投票的传统始于1981年）。在前3天的几次摸底投票中，4人要么凑不够9票支持票，要么身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讨论一度陷入僵局。根据非营利组织“安理会报告”(Security Council Report)的统计，5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次数可能超过30次。在继续闭门磋商后，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胜出，最终成为第7任秘书长。

过去70年的历史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过程是非常政治化的，但是说“选举被操纵”绝对是恶意中伤。科菲·安南的确得到了美国的一票，可安南在其10年的任期中，长期反对美国领导的战争。安南指责美国将萨达姆赶下台（安南却全然不顾萨达姆像屠杀羊羔一样屠杀伊拉克人民）；2006年12月安南在离任的时候，还在密苏里州发表演讲攻击美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凌驾于其他国之上。”可能只有《社会科学报》这样的中文报纸，才会认为“安南是美国中意的人选，美国对他的选择也得到了回报”。

3.选联合国秘书长没有具体标准，却有许多不成文的糟糕规定，这导致秘书长水平参差不齐

联合国并不需要解决所谓“选出傀儡”的伪问题，却得改进选举的民主程序和透明度。2015年，联合国改革秘书长选举过程的热情特别高涨，联合国大会十分反常地在2015年9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主席联名开启新一任秘书长的选举（这也带来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9月的决议还提到，联合国大会将与所有的秘书长候选人会面，[候选人的]性别、地理标准应该在选举过程中被加以考虑，许多媒体推测女性+东欧的候选人背景最有优势。

尽管如此，美国中间派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认为秘书长选举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表。1981年中国和美国“大打出手”的时候，安理会在后期带来了“第三者”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才解决了分歧。新媒体Medium的大卫·斯蒂文(David Steven)嘲讽道，“[想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人]要先按兵不动，直到经过足够的投票轮数，安理会将引进一个绝对不会引起异议的候选人。”

在安理会推荐阶段后发制人，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竞选策略，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阶段，审议候选人的时间就变得很短。许多NGO都在呼吁明确截止时间表，目前最明显的一个障碍是俄罗斯——该国一直在抵制建立一个明确的候选人截止时间表。

第2任秘书长、广受好评的达格·哈马舍尔德重新定义了“秘书长”一职，他出人意料地主动前往北京，解决了中国扣押17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交给达格”(Leave it to Dag)成了媒体上风靡一时的标题。但上文已经提到，达格本人几乎没有参加秘书长的竞选，安理会选中他更多的是出于运气。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后来的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秘书长遴选标准，这造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糟糕标准横行。2006年秘书长选举，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认为这次秘书长“该轮到亚洲国家的人来当了”，美国和英国再三强调应该考量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国籍，却无济于事。美国当时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向媒体解释，选秘书长的“地区轮换原则”并不存在而且十分不可取，但最终浮出水面的秘书长候选人基本都来自亚洲国家。除了东欧国家外，世界其他地区压根没打算插一脚。

印度前联合国官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2006年的秘书长选举中，获得了安理会15票中的10票（已超过了9票），但却遭到美国的否决。2014年11月，塔鲁尔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采访时义愤填膺地说道，“我相信候选人的愿景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辞辛苦说出我的……但是秘书长的竞选不是关于愿景也不是关于[候选人的]履历、语言表达能力、管理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选举秘书长是一项政治任务。”根据美国大使约翰·博尔顿的自传所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沙希·塔鲁尔触犯了一个联合国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秘书长应该来自无足轻重的小国。”来自韩国的潘基文挤掉了塔鲁尔等候选人，成了第8任联合国秘书长。

2007年2月，还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信心满满地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阐述道，美国强烈支持潘基文，是因为他在老布什时期的驻美使馆经历有目共睹，“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与他共事过，他的努力促使韩国和朝鲜在1991年9月加入了联合国”，还因为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改革联合国的努力。到了2009年9月，约翰·博尔顿失望地回答《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了[潘基文改革联合国]最低的进展。”

早在联合国成立几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将联合国秘书长称为“世界仲裁人”(World Moderator)，随后的《联合国宪章》将联合国秘书长描述为“首席行政长官”(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并在其网站上将秘书长与“部分外交官、倡导者、公仆以及[公司的]CEO”划等号。在过去的70年间，挑出的秘书长要么超出了这些界限去行使职责，要么根本不够格。2016年的选举可能会更加民主和透明，选出来的秘书长也不会是哪国的“傀儡”，但由于选举过程的系统性缺陷，联合国能选出足以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任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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