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国大选异常激烈。伴随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持续不断的反“政治正确”言论，以及中国社会、民情的特定变化，该词也在中国网络舆论场里流行起来。在一些人看来，“政治正确”意味着天真、幼稚、迂腐，代表“小清新”和“圣母”心态，而反对“政治正确”给人一种成熟甚至智商高人一等的感觉。顺便在网上搜一搜，所谓“政治正确误美国”、“政治正确误欧洲”的说法，时常可见，甚至可以说，铺天盖地。

然而，一个小小的“政治正确”，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危害，乃至要把美国和欧洲都搞垮吗？恐怕我们先要正本清源，弄清楚“政治正确”的意思是什么，它的能量究竟有多大，才能给出一个可靠的回答。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正确”不是一个有公认内涵与外延的精确术语。在模糊的意义上，“政治正确”通常是指，言论与政策不得冒犯社会里的各个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不得损害其尊严与利益。为了讨论方便，我们最好是把言论方面与政策方面的“政治正确”区分开来。

就言论方面的“政治正确”而言，首先，它涉及的是族群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很多人把“政治正确”与所谓“白左”联系起来是不准确的，政治正确不一定就是“左”的。举例来说，一个强调社会平等的“左派”，与一个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右派”，只要没有族群歧视，就都可以是“政治正确”的，前者虽然是左派，但如果有种族歧视的言行，也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其次，“政治正确”主要是约束言论，更多地是一种言说的规范。而一些不承认所有公民平等权利、不给予所有公民平等保护的制度，通常不会被认为是违反了“政治正确”，它们会被认为是违反了远比“政治正确”重要的准则。比如，假设某个国家要在今天的世界里公然恢复种族隔离制度，那这就不是违反“政治正确”的问题，这比违反“政治正确”要严重得多，这会背离基本的文明共识，违反国际法，并遭到联合国的谴责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抵制，成为遭到国际社会离弃的“贱民”。

第三，“政治正确”主要是约束有影响力的人。从伦理意义而言，最好是所有人都讲“政治正确”，不发表歧视言论，这能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通常这个要求太高，以当前大众的认识水平，还实现不了，所以人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于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比如政治家、官员、大企业家、名人、知识分子等，监督他们不要违反“政治正确”。普通人如果不讲“政治正确”，有一些族群歧视和仇恨言论，只要不是太严重，不会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而公众人物不讲“政治正确”，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最后，“政治正确”通常是一种软性约束，比如，即使是名人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如对黑人使用侮辱性言辞（N word），也不一定违法（除非一些州对此有明确禁止性规定），至少在没有人追诉的情况下是如此。违反“政治正确”通常遭受的是道义谴责与舆论压力。当然，这种软性压力有时很虚弱，但有时也会很强大，不见得就比硬性的法律制裁弱，也有可能让公然发表歧视言论者声名扫地、政治生涯断送。但尽管如此，它在性质上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约束。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的人把“政治正确”奉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原则”，甚至把“政治正确”视为少数族群权益的主要保障，虽然意图也许是好的，但其实是夸大了“政治正确”作为一种软性规范的作用。因为最终，保障人人平等、享有同等权利的是明确的法治，而不是模糊的“政治正确”。

换言之，“政治正确”固然应当坚持，这能提高少数族群的尊严感，但即使是大众甚至精英普遍不讲“政治正确”，族群歧视言论流行，只要保障公民平等和权利的法治依然得到维护，没有在法律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就仍然算是一个有文明底线的法治社会——尽管它会让一些人觉得很没尊严、很不舒服。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制度的“政治正确”。通常，所有公民不分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等因素一律平等，享有同等权利，这是基本法治，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即使是非民主国家也会在宪法中做出这样的规定，否则会成为人类公敌。所以，这一般不会被视为“政治正确”，这是不容置疑的原则、不容突破的底线。

通常所谓“政治正确”的制度，是指一些向少数族群倾斜的照顾性制度、措施，如美国一些大学给少数族裔设定的优待性的录取配额。正因为这些是明确的举措，所以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评估和调整的，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措施有违平等原则，属于优待过度，可以对其提起诉讼，最终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也就是说，制度性的“政治正确”如果确有一些矫枉过正之处，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来改变的。

尽管在上文中，我们尽力厘清“政治正确”的含义，但依然要承认，“政治正确”是一个非常含混、意义多变的词汇，它很不精确，不适于专业的讨论，往往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而不是更清晰。所以，通常西方的严肃媒体、学术界极少就“政治正确”展开正儿八经的争论，因为人们无法就含义游移的概念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公共讨论应该以精确的概念为基础，否则除了增加混乱之外，毫无益处，从此意义上而言，也许中国的严肃媒体与学者少谈一些模糊的“政治正确”，多用专业的法学、社会学术语来进行精确分析，才是更好的做法。

其实，特朗普正是利用了“政治正确”含义的模糊性来影响选民。比如，当特朗普说“我反对政治正确”时，表面上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他要求奥巴马、希拉里等人公开谈论“极端伊斯兰”（radical Islam），而不是对此语完全回避。但在其一些听众耳朵里，其意思可能是说，这要限制一些社会成员（如穆斯林、非法移民）的权利和自由。使用这一含混词汇，表面上并不违法，但起到了煽动性的效果，正合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客的胃口。

有些人指责西方的“政治正确”过头了，比如他们说，欧美国家警察在执法时因为担心被指责为种族歧视而偏袒少数族裔。当然，理论上有这种可能。但第一，假如有这种现象，这并不是在维护“政治正确”，执法人员如果基于执法对象的族群身份而对其进行错误的偏袒、优待，这本身就违反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原则，更不能说是在维护“政治正确”。第二，我们要看这种情况更普遍，还是在执法时歧视性对待少数族裔的情况更普遍，很多统计数据都更倾向于后一点。其实华人对此冷暖自知。比如，今年在法国等国，华裔因为警方的歧视性对待而上街大游行。所以，西方国家究竟是“政治正确”过头了，还是对不同族群的平等保护还不够，还需要继续强调平等，有亲身经历的人应该自己心里有个底。

有人说，我认为不应该赋予某个群体（如穆斯林）平等的权利，而应该限制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如果法律还这样规定，这难道不是“政治正确”吗？如前所述，这是基本的不容突破的法治底线，不是“政治正确”。假设要调整这一底线，那需要由全民在掌握全面知识、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彻底的讨论，并必须通过重新立法来解决，在此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是否违背国际法，是否违背人类文明准则。目前西方国家极右翼势力兴起，反移民情绪上升，但即使这些极右翼势力真的上台，更大的可能仍然只是严厉限制甚至禁止移民入境。除非西方发生极其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危机，导致法治大倒退，导致法西斯上台，否则从普遍意义上不承认穆斯林等群体的平等权利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

很多人蔑视“政治正确”，认为其违反事实，但其实，“政治正确”往往比“政治不正确”更接近事实。如果深入考察真实社会的话，我们通常会发现，对某些人群的偏见往往是错误的，如犹太人不一定自私，黑人不一定懒惰，相反，他们中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人，和其他人群的情况毫无二致。即使有的时候，特定人群会展示出更多的负面特征，如自私、狭隘、迷信等，但这可能更多是社会经济原因导致的，并会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善。所以“政治正确”通常也在事实上更正确，坚持“政治正确”，善待边缘群体，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和进步。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坚守“政治正确”的人，是不是比较天真和幼稚呢？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现实中，真正的没有任何歧视思维的“圣母”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政治正确”的（当然他们不“正确”的方向有差异，比如有的人歧视黑人，有的人歧视女性）。理性的人能在公共空间里约束自己的这种原始冲动，这也使得他们在伦理上优于那些放纵冲动的人。举个例子，根据不少历史记述，美国的林肯总统是一个在私下里对黑人有种族歧视的人，但他依然做出了伟大的决策，解放了美国的黑奴。林肯能抑制自己源于原始本能的歧视（也是错误的歧视，因为事实证明黑人并不比白人低劣，2008年美国最终有了一位黑人总统），这并不代表他比公然宣扬种族歧视的人幼稚，相反，能够约束自己的原始本能，才说明他的聪明与成熟。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把“政治正确”理解为一种“锦上添花”：在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保障的社会，讲“政治正确”，可以让各个族群都过得更有尊严、更体面、更舒适一些。如果社会发生危机，有更紧迫的民生问题要得到处理，那么，一些被认为过度的“政治正确”可能会得到调整，减少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但平等和法治的底线并不会被践踏。

而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连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你也许的确没有必要过多奢谈“政治正确”，因为争取和维护基本权利，才是你的第一要务。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还嘲笑、看不起那些讲“政治正确”的人，担忧“政治正确”会“毁灭”他们的社会，这是你的自由，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你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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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嘲笑朴槿惠成了自媒体的标配。

不得不说，整个事件的确狗血。先是最牛富二代崔宥砬被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同学们发现，是一个不用上课也可以通过考试的特殊学生，于是群起抗议。接着媒体介入，发现这个学生的妈妈崔顺实，竟然是朴槿惠的闺蜜，朴槿惠跟她比亲姐妹还要亲，其前夫还担任朴槿惠的秘书长。而朴槿惠也多次利用权力为其女儿崔宥砬铺路。

接下来的调查让韩国所有人都炸了，没有任何职务的崔顺实被发现严重干涉韩国政务。媒体在她个人电脑中，发现了包括44份总统演讲稿在内的200多份文件，其中部分演讲稿的打开时间在总统演讲前，而且崔顺实在总统演讲前曾修改过演讲稿。而按照规定，总统府内仅有极少数幕僚有权审阅这些文件。

阴谋论者甚至指出，自从母亲去世，朴槿惠就一直被邪教组织控制。理由就是崔顺实的父亲崔太敏，既是一个邪教组织的创始人，更是朴槿惠的"精神导师"。

如此离奇的剧情，韩国群众怒了，连续多日发起游行示威，要求朴槿惠下台，最近的一次规模超过万人，预计更大规模的聚集还在计划之中。内阁也有多名亲信被要求辞职。韩国检察部门当天就对朴槿惠多名现任和前任助手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搜查。最新消息是，崔顺实已经启程从德国返回韩国，准备接受检方的调查。


看到这些，中国吃瓜群众莫名亢奋，纷纷表达了喜闻乐见和幸灾乐祸的情绪。喜的国外丑闻不断，足见其腐朽堕落。乐的是剧情够精彩好看，八卦又狗血。可我实在不知道，面对朴槿惠事件的进展，我们有什么好骄傲自豪的。相反的是，从整个事件揭示出来的社会发展特点来看，我们更应该感到羞愧。

第一、整个事件中，媒体的作用是巨大的，一件接一件秘密的披露，都由韩国媒体自己进行调查发布，这里面没有什么纽约时报、BBC、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大报的身影。可以说，韩国媒体已经承担起了社会守望者的角色，而我们的媒体呢？报纸上网站上，除了八卦狗血，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多值得阅读的内容。

第二、韩国检察机关真给力，反应非常迅速，媒体披露的当天，就采取了行动，而且丝毫不顾及总统的面子。青瓦台首席经济秘书安钟范、总统私人秘书丁浩成、文化体育观光部次官金钟、朴槿惠演讲稿前写手赵寅根以及青瓦台新媒体政策室前任官员金汉洙……这些遭突击搜查的均为朴槿惠的亲信。这说明，韩国检察机构真正实现了司法独立，不管对方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都可以把她拉下马。

第三、韩国民众行动力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是韩国政治制度最有力的保障，同时也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纠偏力量。以当年的光州事件为代表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推动军政府还政于民，他们最珍视自己奋斗的成果，不允许有人玷污。引起了民众的愤怒，朴槿惠这次在劫难逃。即使是能保住总统宝座，也将成为跛脚总统，并将在下台之后，受到检方的进一步调查。

第四、朴槿惠的反应是自省的，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在重视私人关系的儒家文明，重用身边人，这种事情算的了什么？被民众发现后，朴槿惠一没动用权力打压，二没有装聋作哑，而是勇敢面对，主动道歉。这不是朴槿惠个人素质有多高，而是制度对总统权力的制约。

面对国外的丑闻，我们总是喜闻乐见幸灾乐祸，以为国外就这么糟这么烂，却很少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6000多字的公报里，总共提到十次"高级干部"，频率相当之高。人民日报客户端说，这是提醒他们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官当得越大，越要守规矩！越强调什么就越缺什么，这说明高级干部们要好好注意政治素质！

说朴槿惠被邪教掌控，我们的王林大师不也一样给多个高官看过风水开过光？铁道部长刘志军也是其客户，那块靠山石还是王林出的主意。说以权谋私让孩子进大学，我们这里领导们的假博士学历，多得一塌糊涂，教育腐败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开后门塞个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南海仲裁一宣布，无数群众要去围堵肯德基。杜特尔特一来，又纷纷送上赞歌。

群众没有理性思考能力，习惯于看别人的戏，吃自己的瓜，这种甚少反思的素质，有什么资格去嘲笑别人。同为东亚儒家文明社会，面对韩国的政治、社会、民众的进步，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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