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北京鸟巢，来自非洲国家索马里的17岁的萨米亚参加了女子200米预赛。萨米亚回国之后，想再次投入训练的时候，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反 政府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的高压控制。2012年，萨米亚逃离家乡，乘坐严重超载的小船，掉落水中不幸溺亡，年仅21岁。
7月初的时候，我参加IxDC大会的「设计管理」峰会，与另外几位嘉宾一起就设计管理这个主题分享一点各自的理解和看法。事后来看，真心感谢现场观众的支持和爱护。我们几位“主讲人”都算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峰会最后一个环节的现场问答由于时间缘故，无法对所有的提问一一作答。不过，细心的志愿者主动帮助汇总和整理了没能现场回答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这一篇的场外问答集。
因为主题是设计管理，因此关于具体设计本身的问题并不包括在这个问答集中。此外，我把相似的问题进行了合并，并尽可能根据问题的相关性加以组织，重新分为以下七类：
设计评审
考核和KPI
设计师的成长
设计思维
团队定位
跨部门协作
需求管理
设计在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识到。我的这些回答希望能够为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们提供一点思路上的启发。因为每个团队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具体的措施未必具有直接可实施性，生搬硬套搞不好反而会适得其反。
一、有关设计评审的提问
对于大公司里面的设计作品，如何评审才是合理的流程？
日常的设计评审流程应该怎样才好？例如日常运营需要的视觉设计，由视觉leader来拍板定稿合理吗？还是要团队一起拍板？
设计方案评审中，有时会对方案投票。但人员素质不一，如何考虑方案评审中民主化的分量？
管理者的职责，除了管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做决策。视觉方案由视觉leader拍板没有什么不合理。如果项目很重要，那就在视觉leader拍板后再由TA的上级审核确认。无论什么时候，交给团队拍板都是非常糟糕的方式。决策前可以征询团队意见，但决策绝对不需要投票。
把方案付诸投票的做法看似民主，其实是极其不可取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民主不是“最佳”的同义词。民主的代价是低效和折衷。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在乎好设计，那么就把这个决策权交给公司里对“好设计”有深度理解的人就好。如果公司里没有这样的人，那就应该花心思去吸引这样的人加入公司。总之，评审本身并不需要民主。
设计评审的目的不只是看设计，更需要在满足功能需求和业务需求的基础上考量设计方案的好坏。因此，设计评审的前提是设计方和需求方对于这一次的设计需求和设计目标已经达成明确共识。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进行评审的意义不大，很容易成为自说自话。
评审本身，可以大致分以下几步进行核查：
（1）完备：所有的功能需求是否都得到支持；
（2）合规：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公司的基本设计规范和一致性；
（3）架构：信息架构和组织方式是否合理；
（4）可用：设计方案在可用性方面是否不存在明显问题；
（5）交互：围绕设计目标所做的每一项针对性设计是否合理；
（6）视觉：视觉方案是否符合品牌调性和目标用户的审美；
（7）原创：整体方案是否不存在抄袭行为。
二、有关考核和KPI的提问
对设计师考核的问题，有没有比较科学的考评方法？
对设计师应该如何考核KPI？设计团队KPI怎么制定合理？从哪些方面？
考核不好，KPI也不好，那最后的推进方式是什么？
设计团队如何抗衡运营KPI？运营手段与设计规范相冲突时，设计团队应该坚持规范还是如何处理？
我们谈设计管理，工作的管理有很多工具，人的管理的方法论是什么？大小团队是有区分的，能否给出一些管理方式的案例？对于设计师还是需要评估考核，不论团队内部还是参与到项目设计中，需要竞争，也要提供晋升通道。
KPI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人是多样和复杂的，怎么管好人和企业是什么文化，管理者自己是什么特质，以及团队里都有什么样的人有很大关系。笼统地说，就是选对人，用好人，留住人。在管理这条路上，我也仍然在学习中。
在实践中，我把最重要的KPI分为两类来考虑。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对业务的和对团队的贡献。对业务的KPI，要根据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中，设计和市场的远近来选择不同的变量。离市场近的，可以考虑让设计师直接扛业务指标。离市场远的，就从服务角度来设定KPI。对团队的KPI，需要管理者为每个设计师设定其当下对于团队的价值。设定团队KPI的思路其实和前面是类似的，即体现为对业务的贡献和对大部门的贡献。
考核和KPI的效果都不好的原因多半是没有选好评价用的变量。在我看来，不用去理会评价体系是叫什么名称。既然现有的不好用，那就去琢磨到底是哪些方面没有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得到体现，哪些正在应用的指标并不能给出有效的评价，然后试着重新选择或调整变量。这本身也是一个试错和迭代的过程。
虽然运营的很多设计需求很碎很杂很乱，但是设计团队没有必要和运营相抗衡。比较理想的做法是运营团队有自己的设计师，满足自己的设计需求。作为产品的设计团队，就可以专注于产品的设计。如果必须由设计团队来支持运营的设计需求，那么最好是指定专人来做。例如将团队里资历最浅的设计师分出一部分精力用于提供运营支持。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新成员熟悉运营团队及其需求，并随着TA们的成长而过渡到对产品设计的专注上。
运营的设计和产品的设计是不同性质和目的的设计，没有必要要求运营的设计必须符合设计规范。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运营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较好的做法是在设计规范中逐条注明是否需要运营遵从。
在我的团队中，我很强调设计师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的融合与平衡。除了手上功夫好，思路开阔之外，我还要求设计师能够条理清晰地阐释自己的设计。再结合团队本身需要不断成长的需求，我一般会从五个维度评价一名设计师的综合能力。
(1)执行力：是否能够有效完成具体的设计需求；
(2)创新力：是否具有开阔的思路，能够提出有效的创新方案；
(3)理解力：是否具备逻辑思考和有效阐述设计方案的能力；
(4)协作性：是否能够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
(5)导性：是否能够有效给予年轻设计师指导和帮助。
不过，并不是每一位设计师都需要同时在这五个维度表现出色。前三项是“标配”，后两项是“加分项”。团队处于不同时期的时候，对每个设计师的能力要求会有不同的侧重。这就需要设计管理者能够根据团队的需要适时调整和引导每位设计师在某些维度上多下工夫。
三、有关设计师的成长的提问
在管理中，有没有什么机制或方法来提升团队设计能力或设计水平，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团队？
设计规范导入易导致刚刚从业的设计人员存在过分依赖情况，降低创新意识。成长期团队应如何应对？
对于涉及团队中的成长型设计人员，如何有效帮助他们提升设计水平？有时候会担心过多的干预会影响他们的创意和积极性，但如果放任最后的成果又往往达不到要求。设计师大部分都很有个性，所以沟通修改往往也不会很顺利。除了磨练他们自己的个性外，在设计团队管理者角度有什么技巧可言么？
用户体验设计团队中，管理者与设计师之间以怎样的方式相处最佳？狼与羊，狼与狼，羊与羊？
关于设计师在团队中的成长，没有什么秘密。在团队层面上，就是鼓励大家多交流多讨论。比如每周固定一个时间，让设计师轮流分享自己近期的设计，重点是分享设计背后的细节思考，以及最终设计的不足或缺憾。同时，让其他设计师发表各自的见解和建议，形成集体讨论。不过，从管理角度说，不应该为这件事分配太多的时间，因为设计师的成长从根本上说应该是自我驱动的。依赖管理者的鞭策才能成长的设计师我认为是不值得培养的。
同样的道理，设计规范的导入就不需要过分照顾新从业人员的“惰性”。在规范问题上，要清楚规范并不是把设计变成搭积木，而只是为设计定义了一些边界。只要在边界以内，是允许创新的。设计主管有责任把设计规范的正确理解传递给新的成员。如果出现个别设计师创新力不足的情况，应该及时给予提醒和关注。上面提到的团队内部的设计分享为年轻设计师的学习成长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如果团队新成员较多的话，那么可以定期组织一次围绕规范的创新工作坊来强化大家对规范的理解和应用。
我在峰会现场的发言中有提到，那些认为设计团队的氛围就应该是“平等自由、一团和气”的设计管理者在我看来是不合格的。在我看来，对设计师群体的管理不见得就要采用多么特别的管理方式。设计师“难搞”的地方不是个性，而是傲气。
设计师的傲气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不服管。程序员、工程师也都是很有个性的群体，但他们与设计师不同的地方在于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讲道理解决工作上的争议。而有些设计师要显得过于感性一些，要“哄”要“捧”。
作为设计团队的管理者，要处理好“哄”、“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经验是从接手或组建团队的第一天开始，就要明确“人”和“事”上的原则：对人将心比心，对事以理服人。
管理者与设计师之间的相处之道，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合作模式。是狼是羊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不要把两者处理成管人和被人管的对立关系。管理者的工作分工是从事管理，设计师的工作分工是从事设计。双方在合作模式中实现共赢。
管理者面对还在成长中的年轻设计师，理应多一点耐心。举例来说，你可以和TA坐下来，让TA对自己愿意接受的干预度给一个度量。在项目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你要尽可能满足TA的这个预期。然后根据每次的实际产出结果进行调整，找到更合理的干预度。这样作为设计师也很清楚你对TA的干预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TA的工作能力。要想获得更少的干预，TA就需要更快地成长。
四、有关设计思维的提问
在一家传统生产制造型企业，应该由什么角色的人来推动design thinking方法论？因为遇到一个困难，做设计的没有市场观，做市场的不懂技术，谁也说服不了谁。
如何让传统的公司具备设计DNA，具体方法又是什么？
针对设计管理驱动设计创新中，“驱动”这个动词在项目实施上有哪些可推荐的操作流程或指导？
产品设计如何用好“设计思维”？希望能举例说明。
如何把design thinking方法论结合其他项目推动方法论更好地在项目实施中运用？
要在产品设计中用好“设计思维”，简单说就是在任何一个用户触点上都用心设计，保持一致的、能够打动人的体验。至于例子，苹果公司有的是。
今天还只是少数公司可以真正做到以设计进行驱动。如何实现“驱动”是个十分复杂的话题。我可以简单列出几个要点：
从上而下，先在最高管理层确立对“设计”的理解；
跨部门文化建设，不把“设计思维”局限在设计部门里；
注重每一个用户触点的设计，而不只是在产品界面上；
“品牌-体验-设计”的深度融合；
坚持，坚持，再坚持！
设计和市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的情况很常见，因为不同职能部门在不同的语境里难免出现自说自话。要推动design thinking成为一种跨部门的共识，需要企业自上而下的推动。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需要CEO或者负责用户体验的副总裁来牵头并保持关注的事情。对于传统公司而言，让大老板真正理解设计和设计的力量是关键。没有达成这一步，其他的都是空谈。
除了设计思维，今天还有一些流行的方法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将各种方法论加以叠加，不应该成为一个目的。将多种方法论放到单个项目中同时实施，很容易给项目增加不必要的复杂度。
此外，博采众长的前提是真正理解每一种方法论的精髓。当我们一定要结合多种方法论的时候，应该在熟练掌握至少其中一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添加。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把两种都不熟悉的方法论加以叠加，这绝对会成为一个噩梦。在叠加的时候，不要采用简单的加法，而应该是对已经熟练掌握的方法论进行调整，并且是逐个环节加以调整。最后，通过在项目中的尝试来检验效果的好坏，并加以修正。关于方法论的运用，最根本也最有效的方式是逐步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五、有关团队定位的提问
如何管理高层审美，逐步输出并影响高层？
新建的部门很容易出成果，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发现小团队效率更高。虽然UED的存在更有利于人员成长，可是在领导面前比较苍白，体现商业价值非常必要。
UED成立后作为内部的资源池由各部门调用。但调用时间长了以后，外派的设计师成了产品线内的专家，很难进行人员扭转，产品线不肯换人。那么，UED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何让UED在公司内部体现商业价值？
UED怎样摆脱“乙方”被动位置，真正在设计上、体验上有所突破变为主动？
高层审美的问题，是很多团队都会遭遇的现实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就是帮助高层确立“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的观念。具体做法上，一明一暗。明的方面就是要经常在高层面前谈论与审美相关的话题，并能言之有物。这不仅需要个人的深厚积累，还要有很好的表达能力。所以这要看个人性格及修为如何，并不适合每个人。暗的方面就是既要听高层的“指点江山”，又要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做两个版本，做对比测试，在时间轴上通过数据让高层逐渐认识到自己固执己见的见解并非真的很高明。
UED团队应该以何种形式的存在，并没有标准答案。当业务线还小的时候，使用公司内部共用的UED支持在结果上更有保障。当业务线壮大起来以后，拥有自己的设计力量就显得更为合理。UED团队，如果只是接需求做项目，那本质上和外部的设计咨询公司没有差别，存在的意义便很单薄。所以，从长远讲，内部的UED团队需要构建超越外部设计咨询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作为UED团队的管理者，对于UED团队的定位要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
UED团队从被动支持变为主动引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实现转变的关键因素不在设计团队本身，而在高层。先要在高层形成设计驱动的观念，然后才是设计团队的出色表现加以彰显和巩固。这是一个只能自上而下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管理者就是被动地等待高层的顿悟。相反，在这个过程中，设计管理者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光埋头把事情做好并不能保证会自然地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六、有关跨部门协作的提问
工作中交互和产品人员的分工怎么调整？感觉这两者工作中交叉很多，有很多交换设计师做的产品人员不认可，或者觉得这块应该他们自己干。
在产品快速迭代的过程中，交互设计跟不上产品迭代的步伐，该如何定位交互设计？
设计提到的很多创新点，会在实际上线过程中受到来自程序、运营、销售各方面的制约和阻碍，怎样处理这种矛盾呢？
设计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在开发部门和市场部门对设计价值的质疑和开发成本的阻力下进行有效的推动？
跨业务线的项目，会让某两个小组临时融为一个小组来协同设计。这个时候，强调的就是协作和分享了，算是在试错，所以对于拿捏的方式还是有些疑问。
产品和交互之间的职能重叠在很多企业里普遍存在。产品做交互，交互做视觉，视觉做海报，是典型的职能错位。产品做的事情是从市场角度定义产品，也就是做什么，为谁做，做到什么程度，产生什么价值，以及怎么到达用户手里的问题。交互做的事情是把产品的功能需求转化为靠谱的交互设计方案，也就是定义用户该怎么使用自家产品的问题。
如果交互跟不上产品，那么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产品迭代太快或是交互设计太慢。
首先把这两个原因做一个剖析，不要简单要求交互加速。产品是不是必须跑这么快？慢一点可不可以？
假设说的确是交互的速度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交互设计的提速。可以有以下一些措施供参考：
优化产品到交互的衔接流程
建立设计规范
提供设计中间件
增加交互设计师的数量
用高级交互设计师置换经验不足的新人
但不管怎样，交互设计的定位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产品因为交互跟不上就自己动手做交互并不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至少我没有见到过成功案例。
不管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在存在质疑的情况下推进设计创新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处在这种境地中，就要把角色换一换。不要追求设计驱动，尤其避免强推设计。我个人觉得较合适的做法是改以配合为主，去发现开发或市场部门好的创新想法，然后帮助完善和呈现，再争取加入一两个设计上的创意。换句话说，先从小贡献者做起。不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引领者。
开展跨部门协作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最大的风险不是各自团队的专业能力，而是各自的“hidden agenda”。
不要把“为了让项目更好”当作开展跨部门协作的第一目标。当然，我们都希望项目能更好。但是，跨部门协作的成功率并不高。在正式开始协作前，需要先想清楚两个小组通过协作各自能够获得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个利益是要能够体现在KPI中的。尽管我们反对KPI驱动的工作模式，但是在协作关系中必须假设对方会以KPI作为考量。
两个小组的协作，要避免直接指挥对方团队的人。构建一个leader对leader层面的定期沟通机制很关键。这样出现问题或是需要调整资源的时候才能够及时沟通，及时决策。做好自己一方的事情，承诺的一定要做到，这会增加对方兑现承诺的概率。
既然是试错，一定要在协作之初就让对方团队清楚项目的试错风险。如果失败了，对双方团队有没有影响，能不能承受。不要只看到成功的诱惑而忽视失败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目的拿捏关键点是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小成比一无所成要好很多。
如果双方是第一次协作，那不要对项目的成功抱太大希望。项目在试错，团队协作也在试错，成功的概率自然小了许多。都算50%的概率，最后也只有25%的概率会顺利。所以，从保护自身团队的角度出发，要把项目风险事先和团队沟通清楚，出现问题才不至于陷入混乱。
设计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创意。这些创意可能很酷炫，但不一定现实。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其实是个沟通的问题。站在设计的角度，一定要清楚创意可以天马行空，但创新必须力所能及。设计首先不要把来自开发、运营、销售等其他职能的限制条件看作是对创新的制约和阻碍。这些限制条件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和了解，直到被创意燃烧到兴奋的时候才意识到。
多和其他部们交流，了解这些限制条件。当创意涌现的时候，先在设计内部以及邀请相关部门评估是否会触及这些限制条件，然后根据创意的重要性来决定是否值得尝试突破限制。接下来就应该和相关部门展开积极的沟通，一起寻找解决之道。而不是摆开一副“你们都不懂，直接照我这样做就好”的姿态。
把创新作为多方合作的共同产物，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功劳，把别人都当作支持角色。当开发、运营、销售都能够感受到自己在其中的贡献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七、有关需求管理的提问
怎么看待业务频繁的需求变动？如何从管理角度正确平衡需求与设计？
产品发布前，疯狂改UI的issue，都是这样的么？
设计与项目进度如何协调？设计也和产品一样有迭代概念吗？
需求变动在新的产品尝试中很正常。但频繁的变动就有些不正常了。出现这个局面，大概是流程、项目管理、专业性这几个方面中的一个或几个出了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要立刻和业务方沟通，理清原因。是市场变化太快，还是需求方太多，还是需求方的想法太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定要搞清楚。站在设计团队角度，要在协作过程中持续对业务方进行“信任”评价。信任等级越差，就应该越坚决地拒绝业务方提出的一些需求变更。这也意味着，设计团队对于产品和业务需要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只是埋头做设计是不够的。因为那样就完全不知道该拒绝那些需求。团队里需要有对“生意”敏感和有想法的人。
另外，设计应该出现在项目进度计划中。我在不少公司看到项目进度中的“设计”环节并不是由设计团队给出的。“倒推法”看似合理，但挤压的往往都是研究和设计的时间。所以，设计团队需要参与到项目进度的讨论中，并负责给出“设计”环节的进度估计。如果这点都被排斥在外，那设计团队在组织内的地位差不多就是美工了。如此，也不用操心去协调进度，应该操心怎样提升内部影响力。
设计也有迭代的概念。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大改版就是迭代。这一点，和产品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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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的纷争（Clash of King）是一款长期占据 iOS 应用商店与 Google Play 畅销榜前十位置的游戏，很少人会知道这款游戏的开发商智明星通（ELEX Wireless）其实是一家中国公司。在几年前，来自中国的应用或游戏真正在海外能站稳住脚的还非常稀少。猎豹、智明星通这样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成功者更不断激励着后来的公司。而 Google，这家主站在中国还无法访问的国际巨头，扮演了“带路党”的角色。
在 Google Search、Android、Google Play、YouTube 这些明星产品中，Google 打造了很多广告模式，可以覆盖全球用户。Google 方面表示，目前 18 亿游戏玩家通过 YouTube 收看视频，在 YouTube 下载游戏的机率比在其他渠道要高两倍以上。
分析公司 App Annie 的数据表明，从 2014 年至今的两年间，中国手机游戏厂商的海外收入增幅高达 150% 。同时，国内的腾讯、网易等巨头对本土市场份额的逐步蚕食，2016 年上半年，有 60% 的游戏收入来自前五的手机游戏厂商，赢家通吃的效益明显。另一方面，随着今年 7 月 1 日手游新规的实行，中小型游戏厂商的游戏审核难度加大，客观上也促使他们寻找新的增长路径。
中国手游出海的几大重镇：北美、日本、韩国 （source by App Annie）
今年的 ChinaJoy 上，智明星通的联合创始人谢贤林在一场由 Google 组织的手机游戏出海分享会上表示，人性是相通的，一款成功的游戏放诸四海而皆准。智明星通最早做开心农场起家，当时这款简单易上手的网页游戏席卷了中国互联网，从中年大妈到上班白领都在流行“偷菜”。然而流量虽大，却不赚钱，于是他们便通过 Google 进军海外，在 YouTube 上投广告。进入俄罗斯的第一个月就赚了 50 万美金，随后更登陆巴西、荷兰，并逐渐覆盖全球市场。开始说到的手游列王的纷争，最近一个月的流水达 3.77 亿元。
Google Play 大中华区商务拓展负责人张雷介绍道，海外手游市场的爆款大概有三种：第一是 SLG（策略游戏）；第二是虚拟博彩游戏，这是国内发者其实不太擅长的；第三是休闲游戏，要有非常大的前期投入。所以 SLG 是很典型的中国开发者获得全球成功的产品类型，包括在欧美、俄罗斯、中东等地。福州一家名为龙腾中东的公司，在去年 9 月上线的一款 SLG 游戏《苏丹的复仇》甚至还冲上了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中东国家应用市场的榜首。
那中国游戏出海时应该选择什么国家和地区呢？Google 给到的建议是，从两个维度考虑，LTV（life time value）以及人口基数。首先，LTV 说明了这个国家的玩家能贡献的收入有多高。其次，人口基数说明了玩家数量的大小。因此，如美国、日本、台湾这样的高 LTV 且高人口基数的国家及地区都是不错的选择。
其中，台湾文化与我们的文化相近，且台湾玩家的 LTV 又比较高，如果游戏里的中国元素比较多，不妨尝试开拓台湾市场。除此之外，一些地区玩家数量不大，但是 LTV 非常高，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如香港，韩国也可以考虑。
一款游戏要想在海外落地，本土化策略也尤为重要。比如，智明星通在进入日本的时候发现，日本用户喜欢对品牌有所认知之后才付费购买，而且觉得有电视广告的品牌才是有实力的。所以他们在日本进行营销时，需要投入电视广告。
此外，最新发布的“牛轧糖”Android N 的核心价值在于让应用的安装时间更短，运用更快，在系统中占的空间也更小。对于游戏开发者而言，这些特性能够帮助游戏开发者提高他们游戏的品质，比如多窗口支持，通过大屏的手机，可以实现玩家在打怪的同时，同时聊天，可以在同一屏幕下进行这样的体验。
Google 还提供各种广告服务，可以准确定位高价值用户，帮助游戏厂商快速找到付费玩家。未来 Google 和Google Play 主要围绕开发、成长和变现三条主线，持续为开发者提供支持和新的机遇，让他们在海外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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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现有新疆维吾尔族人员可直接报当地派出所，经核实奖励500元。”中共这样赤裸裸的歧视言论，怎么还能期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和解？
我们极客之选（微信 geekchoice）曾经在以前推出过好几期关于 iPhone 配件的文章，并且也曾经提到过，iPhone 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除了手机本来使用起来方便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关配件丰富，拥有无穷无尽的可玩性，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几款围绕 iPhone 来打造的周边配件吧！
想要在手机上面玩 Game Boy 游戏其实并不难，只需要下载模拟器就能实现，但有的时候，从「情怀」上来讲，我们已经玩不出当年的味道了，这个叫 Smart Boy 的手机壳就能让你立即体验到当年玩 Game Boy 的感觉。
这款由 Hyperkin 来设计的手机壳，实际上也是由模拟器和游戏卡带插槽结合而成的产品。玩家只需要将手机插入 Smart Boy 当中，再插上各种 Game Boy 的游戏卡带，就能用实体按键来操作游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它们推出了 iPhone 版本的手机壳之后，玩家们的「情怀」确实被点燃，很多玩家强烈要求推出安卓版本的手机壳，目前，Hyperkin 也已经退出了能够支持安卓旗舰机的 Smart Boy 手机壳。
既然是「情怀」，售价上自然也不低，59.99 美元（约398元人民币），看来发烧友们的热情还真是火热啊，感兴趣的小伙伴，传送门在此。
围绕 iPhone 打造的手机壳多如牛毛。这款名为机甲（MESUIT）的「智能手机壳」能够让你手上的 iPhone 运行安卓应用。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没有屏幕的安卓手机」。因为它拥有一套完整的 Android 硬件架构，只是需要借助 iPhone 的屏幕进行操作。
机甲的处理器和内存与 799 元魅蓝 note2 相当，流畅度上应该和目前安卓千元机水准相当，但是软件的载入速度跟「千元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它能通过 Lighting 接口相连，而通过 iPhone 上对应的 app 入口就能直接进入到 Android 环境下，操作和普通的 Android 系统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像早年很多为 iPod Touch 开发的「苹果皮」一样，机甲也拥有一个 SIM 模块，可以实现独立的通信工作。双卡双待也让 iPhone 实现了时下非常走俏的「双开」概念。
这款「黑科技」手机壳售价也比较贵，适配 iPhone6/6S 和 iPhone6 Plus/6S Plus 的两个版本售价分别为 999 元和 1099 元，目前你能够在京东上进行购买。
作为一款 iPhone 相机配件，Insta360 Nano 身材小巧（70g），它可以与 Lightning 连接, 你只需要打开背面开关，就可以直接拍摄了。
它的正反两面各有一枚 400 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分辨率为 3040*1520，最高支持 64G 内存卡，能够即时拍摄并自动将素材拼接成 360 度全景视频或者照片。
当然，它还可以单独使用，或者连接到任何物体上，官方称内置的 800mAh 容量电池可单独拍摄 1 小时视频，同时你可以通过 Micro USB 数据线也可以方便的将电充满。
Insta 360 Nano 拍摄出来的全景照片或视频可以立刻在 iPhone 上查看，还能分享到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目前官方售价 1288 元人民币，目前淘宝官方店有售。
日本推出的 iPhone 手机扫描器 Omoidori，是一个有 LED 灯的扫描装置，原理就等同于真正的扫描仪，覆盖照片并打灯，拍摄两张照片再合成，搭配 app 使用后就能自动修正、储存和分享照片，对于像数码化旧照片或者想要影印照片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有别于直接拍摄菲林照片，Omoidori 拥有红颜修正功能，使用它你就可以扫描到更清晰的影像。
另外，系统 app 还能自动从老照片检测到拍照时间，并按照顺序排列在你的手机 app 里，当然，你也可以自行设定排序。
官方售价为 12800 日元，约 832 元人民币，亚马逊可预约，六月底出货，感兴趣的可以在官网了解一下。
大家都知道 iPhone 自身是不支持无线充电的，但是通过一些外置设备，我们总能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让它去实现一些从来没有的功能，OvRcharge 就是这样一个设备，能让你的 iPhone 悬浮起来，并且进行无线充电。
实际上，这款由 AR Design 所推出的充电器 OvRcharge 一共由两部分组成：充电壳和充电底座，它的底座为木制，具有无线充电和磁力的双重功能，设计师在充电壳中安装了接收器，能够接收来自底座的电力，另外还安装了磁铁，所以不只适用于手机，甚至是平板电脑也可以尝试让它悬空。
我们极客之选（微信 geekchoice）曾经介绍过运用相同原理的一款悬浮灯泡 Flyte 就是运用了相同原理。
充电完毕后，OvRcharge 会停止充电，但你的手机或者平板能继续在空中漂浮旋转，知道你取下它们。所以严格来讲，这个设备有什么大用处吗？好像没有，但是真的很酷炫不是吗？
OvRcharge 目前正在 kickstarter 上众筹，价格 229 美元起（约人民币 1520 元），真的不便宜，不过感兴趣的小伙伴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30 年前，9 岁的 Wojciech Pazdur 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 4 号反应堆因过热发生爆炸，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被释放到周边地区。那一天，他的父亲回到家中，警告所有人不得离开屋子，因为“核战或者是核爆炸发生了”。
“我的父母是核物理学家，” Pazdur 对 Polygon 网站说，“实际上，政府没有告诉人们任何事情。事故的相关信息能够出现，是因为有些像我父母那样的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告诉全世界，一场灾难发生了。然后，俄罗斯政府说，‘是的，一场灾难发生了。’ ”
(图片来自 Atlantic)
如今，灾难已经过去多年，但 Pazdur 仍然难以忘怀。他与波兰游戏开发公司 The Farm 51 旗下的 VR 部门 Reality 51 合作，开发了一个名为“切尔诺贝利 VR 项目”的 VR 体验。它是教育性的，同时也包括了一定的互动性。Pazdur 与 Reality 51 想要深度挖掘灾难本身，而不是将其做成一个动作类的游戏。
“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个严肃的项目，因为，在拜访乌克兰时，我们看到，这对多数人来说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开发恐怖游戏、动作游戏或者类似的东西，” 他说，“如果它是一款 VR 游戏，这些人会不高兴的。”
“他们非常感激我们，因为我们要展示他们国家的历史。乌克兰仍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位于欧洲的中心，但是它仍处于战乱中。根本没有人关心这场战争，但仍有人在死去。这个国家是贫穷的，而且存在不少的问题。”
(图片来自 BGR)
《切尔诺贝利 VR 项目》最初版本是一次单纯的参观，随后的版本变得更有互动性了。开发人员试图创造出更为真实的游览体验。Pazdur 说，在游览切尔诺贝利的时候，人们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因此，游览过程是困难甚至危险的。“大多数人都害怕辐射，害怕乌克兰的战争。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就像重现这样的体验。”
VR 项目包含了影片、访谈以及对灾难点的探索。Pazdur 解释说，这不仅仅是探索一块“末日般的幻想之地”，而且是了解那里的人，看他们是如何度过那场灾难的。“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把故事扩展了，包括了生活在那里的人，去过那里的人，以及那些离开城市的人。有些人曾许诺他们有朝一日会回来，但是他们再未回来。”
(图片来自 techtimes)
目前，《切尔诺贝利 VR 项目》已经在 Oculus Rift 平台销售，并且会在 8 月登陆 HTC Vive，同时计划年底在 PS VR 平台发布。Pazdur 表示说，游戏是一个“社会项目”，赚到的钱会捐赠给受难者们。“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实验项目，探索 VR 叙事、VR 控制以及 VR 界面……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特别是乌克兰人民，包括了基辅市长。他的父亲就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从切尔诺贝利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故事，因此，这是结合故事叙述与城市探索的 VR 体验。”
题图来自 Poly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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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致命冲突，两个底层家庭的悲剧。
李伟身中数刀，城管队员用毛巾为其捂住伤口。图片来自网络。
文｜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实习生付子洋 宋佳
编辑 | 胡大旗 校对| 郭利琴
►7月30日下午两点，河南正阳县城地面温度近50摄氏度，中心街两旁的小贩依然在大声叫卖，一辆载人电动三轮车在路中间调头，堵住了后面车辆，引起连串的喇叭声。
70多岁的林桂芳在树荫下摇着蒲扇，对身边的人讲那件轰动全国的事：7月28日上午，瓜贩张国友与李伟等4名城管人员发生冲突，张捅了李4刀。李伟不治身亡，张国友被警方控制。
林桂芳是中心街的老住户了，“早就知道有这么两家人，”她指了指南边，又指了指北边，“他们分别在这条路的两头，最后成了冤家。”
回城管局
城管李伟的妻子余小芬记得，事发前一晚特别热。家里停电，不能开电扇，余小芬和李伟热得一晚没睡。
李伟出门的时候，是早上7点半，余小芬嘱咐他，“你一夜没睡，骑电瓶车注意一点。”李伟应了一声，“你起床后去给我买双鞋，别超过100块钱。”
事后回想，假如不是闷热和停电，余小芬便无法见到丈夫最后一次出门。
在以往，李伟6点半起床，给妻子和孩子做好早饭，为了不打扰家人睡觉，他习惯性地留个纸条，“记得吃早饭。”
今年36岁的李伟，出生在距离县城约3公里的小袁楼村。他是家中独子，父亲10年前去世。
李伟的家在一条胡同里，二层加盖的简易板材。一位邻居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李家是这条胡同中最穷的人家。”
李伟母亲袁荣用“难到睁不开眼”形容多年来的困境。李伟父亲去世时，整个家族凑不齐办葬礼的钱，妯娌们四处筹借。
年近60岁的袁荣一直在中心街摆摊补贴家用。附近的其他商贩对这位皮肤黝黑的老人印象深刻，“早上六七点就在那里，晚上八九点才收摊。”
李伟的家在一条胡同里，二层加盖的简易板材。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摄
2002年，李伟从部队退伍。一位亲戚说，李伟当时在城管局就有名额，但没有去报到，“想打拼一下。”
之后，李伟做过司机，打过零工。2007年，李伟在一家食品批发公司做销售，期间认识余小芬。
“对人好、憨实、顾家”，余小芬记得，在食品批发公司上班时，李伟一个朋友的父亲生了大病，家里没人干农活，他请了一星期的假去帮忙干活。
有一次，余小芬生病，李伟每天背送住在5楼的余小芬到诊所输液。
2008年，李伟和余小芬结婚，第二年有了孩子。“他更加努力，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2009年，李伟和一位朋友贷款买了一辆货车搞运输，但生意一直不好，第二年把车卖掉。余小芬说，买车的贷款去年才还完。
“来回折腾挣不到钱。”李伟的小婶说。
余小芬也劝李伟过平淡的日子。“别人开车我们就骑电动车，别人吃稠的我们就吃稀的。不和别人比。”
2012年，李伟最终选择回城管局上班。
城管的工资并不高，李伟最初每月1000多块钱，直到3年前，工资涨到2000多块钱。“七八年了，他从没有买过一双超过100块钱的鞋子。”余小芬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进城
28日早上7点半，城管李伟出门的时候，45岁的瓜贩张国友还在睡觉。妻子李红一边洗衣服，一边向房东张开香抱怨，“进的西瓜也不去卖，他一点都不知道上进。”
26日，张国友进了一车西瓜没有卖完，李红本来就不满意；27日晚上，张国友又进了一车西瓜。
“李红心里急，怕西瓜卖不出去会烂掉，就不停埋怨。”张开香说，“这两口子，干活拼命。”
虽然张国友夫妇租住她的房子，但她只有在早上才能看到他们，“白天卖完水果，晚上去进货，有时候深夜一两点才回来。”
张国友租住的房子30多平米，堆满了和水果有关的箩筐、纸箱，留给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不足10平米。房间没有空调，两台旧风扇摆在床的一侧。房内最新的家具是一个衣柜，180元。
“最近太热了，两台风扇都不管用。”张开香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张国友在农村的房子，图中老人为张国友父亲。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摄
张国友是正阳县付寨乡小张村人。村子距离正阳县城20多公里，人口最多时不到100人，主要靠种植花生、玉米为生。
张国友与李红的婚姻是贫穷的产物。
张国友的邻居说，张家没钱，在村里，张国友和一个哥哥结婚都算晚的；李红的一位邻居说，因为家里穷，李红在县城同样不好找对象。
李红的父亲至今仍在街头以卖烤红薯为生，李家位于县城中心街的房子不到20平米。因为贫穷，李红的一个弟弟至今没有娶到老婆。
种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淹一年旱一年，看天吃饭。”张国友的朋友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李红生活在县城，也不会种地。婚后不久，张国友夫妇来到县城。
张国友的父亲张铁旦记得，刚刚进城时，张国友夫妻和儿子住在一间小瓦房里。他们卖瓜、菜，连一辆像样的人力三轮车都没有，进货都要借别人的车。
“只要比在农村好就成，不出事，好好过就行。”张铁旦和儿子说。
“辞职？怎么生活”
28日早上8点钟左右，李伟到城管执法大队签到后，与三位同事开着执法车上街巡逻检查。
正阳县城管局党委书记汤东说，几个月前，城管局对城管执法大队各中队的负责区域重新做了调整。李伟隶属于五中队，负责包括中心街在内的城南区域。
他们每天沿南环城路巡逻检查，负责清理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禁止沿街店铺店外经营行为。执法车上的4个队员中，李伟相对固定地做驾驶员。
对于李伟和家属来说，这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为了生活”，李伟的小婶总是提到这句话。
在妻子余小芬印象中，李伟多次在工作中受伤。
一天晚上，她算着李伟该下班了，但迟迟未见丈夫回家，电话也打不通。她准备到村口去等，走到门口，看到李伟蹲在大门外，上衣被撕碎。
李伟说，“被别人打了一顿，正在想怎么给你解释。”
7月30日，接受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采访的李伟小婶拉过边上一个城管队员，扒开他的的衣领，露出一道刚刚结痂的伤口，她又撩起他的右臂，上面有一道五公分的划痕。
两位城管队员说，这是被执法对象抓的。
“这些孩子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招谁惹谁了？”她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正阳穷，工作不好找，也不稳定。在城管队，他起码有编制。”
李伟的小婶坚信，假如有更好的活路，李伟就不干这个了。
看到“到处骂城管”的新闻后，妻子余小芬很担心李伟，几次劝他辞职。“家里就我一个男人，辞职怎么生活？”
“挣钱给儿子娶媳妇”
早上8点，妻子李红仍在向房东张开香抱怨张国友“不上进，儿子这么大了，没钱，以后儿媳妇都娶不到。”
听到妻子不停唠叨，张国友睡不着了，他起床简单抹把脸，去往中心街与南环城路交叉口出摊。
张开香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这是张国友出摊最早的一次。
儿子张海涛是张国友最大的希望和动力。
张海涛今年21岁，是家中独子，在江苏徐州当兵，再有一年就可能复原。“儿子长大后，他开始努力，特别这几年，干活更加拼了。”
2014年，张国友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为了节省进货成本，白天卖完瓜后，他晚上开车到200公里外的开封批发西瓜。
水果生意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张开香形容他们的生意“一秤进百秤出。”“加上他们两口子又不会做生意，熟人就多给一点，别人讲价就松口。总不挣钱。”
在房东张开香看来，张家“经济太困难了”。他每年的房租，都要等到老家地里三亩花生收获的时候才能给。“张国友现在用来运水果的小货车是两年前买的二手车，不到两万块钱，都是借的，至今还没还清。”
去年8月，张国友的母亲去世，84岁的父亲在老家独居，三间瓦房逢雨就漏水。儿子张海涛说，“父亲曾想接爷爷来县城住，但是房子太小，根本住不下。”
生意难做的情况下，张国友还要面对随时巡查的城管。他的朋友武三（化名）说，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张国友多次被城管赶。有一次，他卖橙子，摊子被城管推倒了。
李伟所在大队的队长赵亮（化名），也多次从队员口中听到过张国友这个名字。“遇到这样的摊贩，首先是劝离，多次劝说无效，就适当没收一些物品。”
事发前一周，张国友在一个都是亲戚的微信群里语音，“热啊，好热啊。”当时，他正在事发地卖瓜。
正是中午，亲戚都在午睡，没人看到他发的信息。几分钟后，张国友又发了一条消息，“你们怎么都不理我，我快热死了，救救我吧。”
一位亲戚回复，“天这么热，不要这么拼，回去休息吧。”
张国友回复，“没办法，要挣钱给海涛娶媳妇。”
相遇中心街
28日早上8点半，张国友赶到中心街与南环路交叉口，开始在运西瓜的货车后面撑遮阳伞。
正阳二环内禁止流动摊贩摆摊，张国友的摊位紧贴二环，距离租住的地方不到200米，是做生意的好位置，也是他们一年多来相对固定的摊位。
城管局一位领导向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介绍，从2016年起，正阳县开始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城管局的工作一直不敢松懈。
两个月前，在正阳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推进会上，县委书记刘艳丽指出影响“创卫”的问题，其中包括“交通、经营秩序不容乐观”。
一个月前的正阳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暗访整改动员会上，正阳县主要领导提出“要彻底解决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问题。”
一名城管队员说，“‘创卫’背景下，城管局抓得很紧，我们都很紧张。”
李伟的妻子余小芬明显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李伟特别忙，有时候半夜才回家。
作为正阳县最繁华的道路，中心街是正阳县重点整治的对象。
创建卫生县城之后，县城的人普遍感到“城管多了，下手狠了。”中心街十字路口的一位居民说，对于流动摊贩，城管以前都是劝离，现在“赶小贩赶了半里地远，要去没收他们的东西。”
在张国友撑遮阳伞的同时，城管李伟的母亲袁荣也出摊了。
袁荣的摊位位于中心街与西顺河路交叉口一个家具商场门前，这是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袁荣一直在商场门前空地卖小鱼缸、小金鱼，以及栽种在盆里的花草。
张国友租住的地方和李伟母亲摆摊的地方，相距不过500米。
城管队员李伟受伤处的血迹已被黄土掩盖。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摄
28日早上9点左右，洗完衣服的李红从租住处步行至卖瓜摊位。环卫工人郭莲芝路过张国友的西瓜车时，刚想上前打个招呼，却看到一辆城管执法车沿着南环路由西向东开来，到中心街与南环城路交叉口折回，在距离张国友西瓜车北面百米处停下。
两个执法人员从车上下来，快步走向西瓜车，拿了张国友的秤，放到了执法车里。妻子李红赶过去，从执法车里取回了秤。
张国友跟着妻子追过去，手里拿着割绑遮阳伞绳子的刀。
城管局党委书记汤东介绍，作为驾驶员的李伟的另一项工作是，“其他队员拿了秤，交到车上，李伟就有责任看好它。”
坐在驾驶座上的李伟下了车，他和李红夺秤。争执中，李红摔倒。
张国友的一位亲戚说，“收了秤，怎么做生意啊？”
李伟的小婶说，“上面有压力，李伟干这一行，不执行也不行啊！”
城管局长说，“正阳创建卫生县城，店外经营是治理重点。”
看到妻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张国友拿刀冲了过去，捅了李伟4刀。
“李伟瘫了一样倒在地上。”目睹事发全程的郭莲芝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两个家庭就这样完了”
28日早上9点半左右，余小芬醒来，洗漱完毕，准备去给李伟买鞋子。城管局一位领导打来电话，李伟出事了。
她赶到正阳县人民医院9楼的急救室，看到李伟全身是血，医生正在用心跳复苏仪抢救。
“我脑袋空了，心都揪到一块。你活过来吧，哪怕残废，我也愿意伺候你一辈子。”余小芬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一个多小时后，医生告诉她，“你准备吧。”
余小芬瘫坐在地。
当晚，尸检显示，李伟身上一共有7个伤口，4个伤口较深，其中一刀捅破了通往肺部和肝部的血管，最为致命。
李伟7岁的儿子，至今不知道“爸爸死了”意味着什么。
29日，在殡仪馆，看到很多穿城管制服的人前来悼念李伟，儿子仰着脸问余小芬，“叔叔们都来了，怎么没见爸爸？”
7月30日中午，李伟的小婶从殡仪馆出来，“他是整个家族的独子，他死了，以后我们连个送终的人都没了。”
李伟父亲兄弟四人，只有李伟一个男孩。
当天，李伟的母亲在殡仪馆突发心脏病，至今躺在正阳县人民医院5楼一间病房内。
张国友运西瓜的货车依然停在事发地。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摄
张国友的妻子在同一栋住院楼的8楼，两天以来，她一直紧闭着双眼。
29日，张海涛从徐州赶回正阳，尽管他知道父亲已被警方控制，但还是问了身边亲戚：爸呢？
他今年21岁。30日上午，一位律师联系他，希望提供法律援助，“我做不了主，要问问亲戚。”
五六位亲戚守在李红的病房里，休息时，他们在网上寻找正阳城管“暴力执法”的证据。
29日，一位亲戚找到一个视频：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女人被几个城管围着打。“你看，衣服和身材都像李红。”但事发地不是正阳县，他们有些失望。
一位亲戚打听到，李伟的母亲也在同一条街上摆摊，“这算不算流动商贩，城管管没管过？”
李伟母亲曾经的摊位至今空着。一位摊贩说，那是个好地方，但没人愿意把摊子挪过去，“不吉利”。
中心街另一头，张国友的西瓜车停在事发地，还有半车西瓜没有卖完。行人路过车子，好奇地看两眼。
环卫工人郭莲芝至今记得张国友被带走时的场景：“我自己去投案”，郭莲芝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说这句话时，张国友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不知道他是后悔了还是真的不害怕，他应该想到，两个家庭就这样完了。”
END
剥洋葱people
（微信号：boyangcongpeople）
周六晚上，我站在拥挤的酒吧里，和一个装扮成小精灵的男人聊天。这并不是 Tinder 配对出错了，而是这里正在举办一场 Pokémon GO 聚会。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偶尔甚至会吸引到成百上千人参加。如果你不是 Pokémon GO 的玩家，大概会厌倦了它每日都霸占头条，以及与它相关的做作笑话。
街头遇到这些路都不会走的玩家，恨不得自戳双目？别，千万别这么做。
为什么不透过 Pokémon GO 玩次社会历史透视呢？
Pokémon GO 从游戏迅速蜕变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事实，意味着我们经常忽视的一点：游戏不仅反映了现实世界，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
一个时代中最流行的游戏，往往可以成为一座文化丰碑，诠释着人们信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例如，被描述为「sex in a box」的桌游《扭扭乐（Twister）》就被发明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性革命时期。
于 1984 年推出的《俄罗斯方块》是苏俄时期的产物之一，游戏 IP 被苏俄控制了很多年。对于美国玩家来说，《俄罗斯方块》不仅是一个解谜游戏，也代表着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1988 年芝加哥论坛报声称，《俄罗斯方块》特别容易让人上瘾：
「是苏俄用来降低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阴谋的一部分。」
电子游戏艺术和文化公司 Kill Screen 的创始人 Jamin Warren 曾说：「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你会发现游戏书写的是人类历史的初稿，由游戏引领市场普及的例子已有很多」。
例如，是游戏，让我们第一次与电视屏幕实现动态交互；是游戏，做了社交网络的先行者；也是游戏，把大量的人群吸引到 VR 中。
不论 Pokémon GO 能火热多久，但它无疑是第一个把 AR 普及到全世界的游戏案例。
这真的不足为奇吗？游戏成为推广新技术的催化剂，成为缩小差距、消除差异的一种方式。
在书面语言出现以前，我们何尝不是一直通过游戏互相交流？
就像大英博物馆馆长、古代游戏界权威人士 Irving Finkel 博士指出的那样，考古证据表明，公元前 7000 年的新石器时期已经出现了棋盘游戏，想要找出一个没有游戏的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游戏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游戏把人类统一起来。
在困难时期，游戏就显得特别有用。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几千年前吕底亚（小亚细亚西部的富裕古国）曾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吕底亚人足智多谋：他们发明骰子游戏。在好几年中他们都热衷于玩骰子游戏，以转移饥饿带来的痛苦。
也许 Pokémon GO 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分散了人们的痛苦遭遇。当现实世界如此黑暗无趣，难怪人们会欢迎带点魔力的 AR 游戏。
但 Pokémon GO 的成功，绝不意味着它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可以逃避现实世界的环境。游戏是逃避的一种方式，但更多的是一种参与的工具。
达特茅斯学院数字人文教授 Mary Flanagan 解释道：
「游戏提供了共同的语境和联系的共享空间，早期的棋盘游戏给每个参与者设定角色，赋予彼此交流的时间和空间。在中世纪，国际象棋是求爱的一种媒介。」
1、Monopoly（《大富翁》的前身）
Monopoly 是 Tiltfactor lab 游戏工作室 20 世纪之交发明的游戏，最初被认为是地主的游戏，教导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真知灼见。
游戏发明者 Elizabeth Magie 在一本政治杂志中写道：「它展示的是现行的土地掠夺系统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并补充道，「在短期内，我希望人们能明白，他们贫穷是因为有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垄断资本家的存在。或许，在了解更多后，他们能做出改变」。
因此，Monopoly 在左翼分子中大受欢迎。然而，接下来几十年却很少出现此类富含教育意义游戏。后来的故事是，随着 Monopoly 继续在全球销售超过 250 万次，它的女性发明者被遗忘，而一个男性角色垄断了荣耀和利润。
Monopoly 不仅展示了资本主义是怎么抢夺土地的，更展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垄断思维的：它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反对融入了消费者文化中。
如果游戏真能撰写历史的初稿，那么 Monopoly 中类似“贪婪是好的（greed-is-good）”的资本主义思想可能要灭亡了。
2、《卡坦岛》
在过去 10 年里，一款德语游戏《卡坦岛》已经蚕食了 Monopoly 的领地。
卡坦岛是一个虚拟小岛，游戏鼓励相互合作，目标也不是抢夺资源，而是与其他玩家达成策略交易。
游戏在 1995 年推出，在 2008 年左右才开始走红。
这是一种盒子中的共享经济：在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资本主义穿上了合作的外衣。难怪这款游戏在一堆高科技产品中脱颖而出，一名在硅谷工作的员工称之为“新一代的高尔夫”。
《卡坦岛》在全球销量达 2300 万，它的成功也预示着棋盘游戏的全面复苏。世界可能越来越数字化，但很明显，我们仍然渴望有形的互动。
棋牌游戏设计师 Gil Hava 表示，如果说视频游戏是「阳」，那么《卡坦岛》就是「阴」。他指出，《卡坦岛》不仅是一个体感游戏，每次都需要你用 19 个部件组装好棋盘，它本质上更是社交。
在游戏中，你不能被动的等待，而需要积极的与周围玩家互相交流。
游戏 Cards Against Humanity 则反映了我们都渴望真实的世界交流。该游戏于 2011 年推出，这款自称为「最恐怖的聚会游戏」已经从小众群体走向主流市场，现在稳居亚马逊畅销榜榜单。
游戏规则非常简单：黑色的是「问题」牌，白色的是「答案」牌。游戏开始时每人抽 10 张牌，然后轮流坐庄。坐庄的人抽一张黑牌，把牌上的问题念出来，其他玩家则挑出一张白牌交给庄家。庄家将收到的白牌按随机顺序对照着问题念出来，然后看谁的答案最好笑 / 最丧尸 / 最糟糕，谁就赢了这轮。
温馨提示，一定只能和好朋友一起玩。
Cards Against Humanity 是对现行政治系统的鄙视。游戏发明者之一 Max Temkin 表示，他和 7 名好友在布什政府当政期间发明了这款游戏，当时他们刚刚高中毕业。
「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很黑暗，好像整个世界都疯了。因此，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政治权利被滥用了，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游戏的感觉就像是把整个语言结构拿来开涮。」
随着政治情况的改变，Cards Against Humanity 也随之而变。它的内容更加的心照不宣，但也有人认为它并不是如此。关于游戏到底是种颠覆还是某种愚蠢，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引起了共鸣。
Cards Against Humanity 用一种嘲笑而非修补的方式对待现实社会，反映的是千禧一代那种「既然不能阻止世界燃烧，那我们至少还能欢笑」的嘲讽。Pokémon GO 则代表了对过去感性的追寻，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唤起了千禧一代的童年回忆。
事实上，Pokémon GO 作为虚拟和现实的融合，标志着新一段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越发难以区分。
最终，Pokémon GO 不仅标志着 AR 颠覆未来，更提醒我们——游戏不断改变世界。
本文编译自 The Guardian，原文标题为 From Twister’s sex in a box to Pokémon GO’s new reality – how games define the times 。
题图来源：X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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